“教育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的定义”：周轶君的异国教育观察

新西兰有一种鸟叫kiwi鸟，因为没有天敌，这种不会飞的鸟在当地生活无虞。2024年2月，周轶君在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度拍摄纪录片《他乡的童年2》时，在当地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宿命：丰厚的地理资源让新西兰人免于生存的压力。

她去新西兰的Swanson小学拍摄，发现课间长达35分钟。孩子们被放到“没规矩操场”（no rules playground），没有老师、家长在旁监督，孩子们放野归山，爬树登高，举着木棍打来打去，在坑洼的沙地上不戴头盔冲滑板。

在一旁观察的周轶君感到惊讶，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“你怎么忍住你的恐惧，不跟他们说‘你别这么干’？”她跑过去问一群正在疯玩秋千的孩子：好几个人在上面会不会塌？一个孩子自信地回答：不会！虽然看上去危险，“但只要人群里有人说害怕，其他人会立刻停下。”她观察。

没规矩操场只有一条潜规矩：不伤害自己，也不伤害他人。在这个底线之上，成年人不干涉孩子们怎么玩。“限制性的东西被拿走后，孩子变得特别有主意，特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”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
在泰国的一所国际学校，学生们早间集会的项目是冥想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2018年，拍摄第一季《他乡的童年》时，周轶君刚刚成为母亲，对这个角色的焦虑，让她走上了探索各国教育状况之路。2023年9月起，周轶君再度出发。这次她去了因地理资源匮乏而极度内卷的新加坡、重视感性教育的法国、追求教育透明度的德国、地广人稀的新西兰以及聚集着很多中国陪读家长的泰国。

在新西兰的一家幼儿园，角落里散放着“零碎旧料”（loose parts），比如废旧轮胎、货物箱的木底座、缠电线的电缆盘等。孩子们调动创意和想象力，变废为宝，比如一个隐形眼镜盒，就被制成“放大镜”，被孩子拿在眼前到处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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